代表机关制定反映和体现人民利益和意志的法律。

后者主要是针对诸如出具虚假的机动车排放检验报告等不存在物理形态危害后果的违法行为而言，由于不存在可以消除的实体物，理论上说行政执法者只能责令行政违法者赔偿违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失，通过经济赔偿来填补违法行为所造成的秩序损害，从而近似的恢复到理想法秩序状态中。由此，责令拆除在建违法建筑设施行为中所包含的责令停止建设和责令拆除已建成部分建筑两层意思表示，分别能够形成两个独立责令改正行为，都属于可以独立成立生效的意思表示，不需要与之后的物理性强制行为相结合就可以发生法律效力。

不过这种经济赔偿是行政执法者责令行政违法者对国家损失进行的赔偿，属于责令私主体对公主体的经济赔偿。当生产主体不履行此类第一性法律义务时，行政执法者作出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的行为就是要求其履行原本应当承担的合法排污义务，并非是对违法排污的生产主体实施的惩罚。[7]第一性法律义务与第二性法律义务的区分源于法理学界的新义务论，该理论将法律责任定义为第二性法律义务，认为它是由行为人因违反法律规范所设定的第一性法律义务所引发的第二性法律义务。如行政执法者责令企业依法公开环境信息，企业如果随之公开了相关的环境信息，就属于停止之前的不作为违法行为。具体而言，责令改正中可以区分出责令不作为与责令作为两种意思表示类型，分别对应作为形态违法与不作为形态违法。

然而学界迄今没有形成对责令改正理论基础的共识，甚至对于责令改正行为是否属于型式化的行政行为[1]也仍然存在着争议。两者都是行政违法者以作为的形态违反了法律规范所设定的第一性法律义务，只不过前者的违法行为是在行为结束后成立，不存持续实施的状态，而后者的违法行为则是可以一直持续实施。两极主体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国家政权的基石——民主政治，取决于宪定的国体和政权组织形式。

作为宪法价值实现的主体的社会，是指公民出于一定目的自愿组织起来的非国家性组织或人的自治共同体。没有国家秩序，公民自由就没有保障。另一方面，上述三者相互联系构成的系统与它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四）宪法价值实现的具体途径 途径之一：以宪法价值实现是否在具体主体间建立法律关系，分为通过具体法律关系的宪法价值实现和不通过具体法律关系的宪法价值实现。

[22] 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22页。一个国家的宪治水平和政治文明程度，可以用一个综合的尺度来检验或量度，这就是由公民自由度、政治民主度、权力分工制约度、地方分权度、社会自治度构成的一个标准整体。

就后者而言，宪法的价值散见于一系列宪法性法律文本之中，而宪法性法律文本与其他法律文本的制定主体和程序相同，法律效力也一样，这杨宪法的价值就不能集中统一的体现，宪法主体对宪法价值的认知、体悟和认同就需要实际运行着的宪法习惯、宪法惯例、宪法判例来补充和强化。一些议会制国家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采取这种模式推动宪法价值的实现。【中文关键词】 宪法价值。对民主法治国家来说，按照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学说，国家权力由主权者人民所有，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国家权力行使的唯一、唯一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

宪法序言的叙述部分，空规范，本来是对既有客观事实的反映，反映正确，需要将叙述性文字与客观现实进行比较，一致或者仍然一致的，就意味着叙述性文字表达的意蕴实现了。[2] 张千帆：《宪法实施的概念与路径》，载《清华法学》2012年第6期具体来说，可以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监管：第一，对人工智能的信息公开层面进行监管。[26]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推广应用，机器算法带来的歧视问题已不仅限于传统的种族、性别等其它因素，其范围还涉及到人类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事务中，同时，也开始逐步影响人类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并且其中的构成方式越来越隐蔽，它们通常被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公众难以察觉。

截止到今天，全世界尚未存在一种追踪系统来对算法的决策进行人性化追踪，也没有实现全过程透明化，让人类知悉人工智能技术是如何进行思考的。如果法律无视这些差异，进而将所有人视为抽象的和无差别的人格主体，并赋予相同的权利义务，最终将加剧社会阶层与民族群体之间的不公平。

**湖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44] 同前注[43]，吴汉东文。

其次是对于内容实质的同一性权利，以及内容数量的同一性,一切权利主体享有相同或相等的权利。在传统的商品服务交易市场中，价格也许会随着卖家的主观心理而有所差别，但一般而言买卖双方可就价格协商，基于公平自愿原则达成交易。不过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不可预知性和风险的不确定性，在应用过程中，要避免对待机器算法歧视等同于传统歧视的思维定式。此外，互联网企业与普通用户之间在个人信息数据权利上的不对等现象，导致数据容易被滥用。在笔者看来，我们希望的人工智能应该是客观的，不具备任何倾向性的，不然它得出的决策便不具有公信力。【期刊名称】《法学评论》【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3 进入专题： 平等权 人工智能 。

但如果在司法实践中对案件的审判裁量排除了人类的参与，完全被人工智能技术取代，可能会违背我们的初衷。现在可预测的是，未来如果缺失科学严谨的立法，会形成越来越清晰的监管空白地带，甚至可能会加深公众的信任危机，导致关键创新技术发展受阻。

其次，建立赔偿基金会，这个赔偿基金会由人工智能生产者或设计者缴纳一定的保险金组成。而在美国，Northpointe 公司开发的犯罪风险评估算法COMPAS已造成不可回避的歧视问题，非营利组织 Pro Publica 研究发现，此算法用于再犯风险评估，该算法的运算过程和结果，直接导致系统性地歧视所有黑人。

结果显示，男性用户组收到1852次推送，女性用户组则仅收到318次。另一方面是规范数据公开的形式，其自然语言表述形式往往具有多样性，统一内涵的概念或事件等往往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形式予以表述。

[49] 参见张玉洁：《论人工智能时代的机器人权利及其风险规制》，载《东方法学》2017年第6期。然而，目前当人工智能应用的数据涉及到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益时，其所应用的数据资料却处于非透明化状态，或是基本处于完全不公开的状态，公众对此完全没有任何的知情权。[28]此论文一出即引起了舆论的高度关注。这篇论文指出，基于嘴唇的曲线，眼睛内角的距离和所谓的鼻子角度这几个关键的面部特征，可以较高概率地预判某人是否具有犯罪属性，即利用机器来计算脸部特征与犯罪性是否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15] 参见李薇薇：《论国际人权法中的平等与不歧视》，载《环球法律评论》2004年第2期。如果能规范自然语言文本中同类概念表述的统一性，则可以大大降低相应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应用的难度，进而提升数据处理的效率与准确率。

[38] 如上所说，若对这种智能算法不加以控制，将会产生极大的副作用。[46] 参见胡裕岭：《欧盟率先提出人工智能立法动议》，载《检察风云》2016年第18期。

而且在购物比价服务中，亚马逊故意隐瞒自己以及其合作伙伴物品的运费，导致其消费者不能得出一个公平透明的比价结果。[41]同时，此报告也讨论了一些可行性方案，比如人类可使用一台人工智能的学习功能去评价另一台正在使用中的人工智能程序，追踪和记录其使用和输出的某些计算机算法。

此外，数据处理技术的核心在于自然语言处理，而自然语言处理作为一项跨学科研究领域，其在特定领域范围内的研究与应用必然离不开领域内专家学者的参与。【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公共服务中PPP模式行政法律制度研究（项目批准号：16BFX052）。第二，人工智能的设计需要与社会规范相结合。（二）建立政府监管制度 除了建立一个上位的法律，再建立一个类似于银保证或电监会之类的监督委员会机构也是有必要的。

因而，要实现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在特定领域的应用，则不可避免的需要本领域专家参与应用程序研制及开发。随后，在诸如《卫报》、路透社等新闻网站上，统计由谷歌推送的年薪20万美元以上职位的广告数据。

因为，当这种算法技术因其超高的辨别率被广泛应用于实践中，久而久之，公众也许就能依据结果，大致解读机器算法得出的所谓犯罪脸的特征，民众就无法避免形成基于此特征的歧视。该报告认为，人工智能系统和智能机器的发展与应用产生了一系列的法律与伦理道德问题，而且在人工编制的算法和机器自主学习的算法中也存在着歧视问题，所以该报告呼吁建立有效的机制辨别和控制这些法律、伦理与歧视问题。

[33] See P. Wahlgren, Automation of Legal Reasoning: A Study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 Computer Law Series 11. 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 Deventer Boston 1992. Chapter 7. [34] 参见张保生：《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法理学思考》，载《法学评论》2001年第5期。[29]在使用脸部图像自动推断罪犯的案例中，算法技术依据脸部特征类似人群的犯罪情况，用以推断个人是否属于犯罪分子，从本质上来说这些脸部特征信息和个体目前或者未来的行为有着多大的逻辑必然性呢？一旦人们普遍形成这种歧视，这就意味着具有该脸部特征的人群，不会被社会所平等对待，会出现新型侵权行为与现象，整个社会发展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